Life On Mars

高伐林

◆奇怪的油漆店東主

　　高：特務們在這次行動之前，想必早就跟蹤、監視你們和偵查你們，你們難道一點都沒有發現？汪氏等人在河內搬遷過數次，是否因為發現有任何可疑的異常情事？

　　答：我們都沒有想到蔣介石會來這一手，在河內搬遷數次，都並不是因為擔心人身安全。不過，事後回想，還是有些蛛絲馬跡的。

　　兇案發生的前一天，天氣晴朗，有人提議到三桃去逛逛。於是兩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婦、國琦、微姑和我們兩個，帶著一個衛士，分乘兩部汽車，趁天氣還未太熱，便趕早起程。那天出外的人特別多，又趕上紅河大橋進行修理，我們過橋之後已經比平時慢了大半個小時，路途還遠，見到有空地就停下來歇息。這時候有一部車子駛過來，走下一位法國人士，向我們出示證件聲稱是警局人員，勸我們不要到僻遠的地方。他們接到情報說有人對汪先生不利。在我們離開家門的時候，警方人員暗中就跟在後面，看見我們過了紅河橋，果然是要遠行，便趕上來想攔阻我們。

　　我們將信將疑，不過他們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們的好意，不要令人為難，於是放棄了逛三桃的計劃，掉頭回家。

　　高：對，陳恭澍的回憶錄中寫了這段經過，他們駕車追蹤你們，是想伺機下手的。但是你們突然掉頭返回了。還有嗎？

　　答：住在南洋一帶的人都有午睡的習慣。因為午間天氣實在太熱，令人難以忍受，所以午飯後大家都去午睡，一切工商政務，全部暫時休息，直至下午四時以後才恢復辦公。我們住在河內，也都入鄉隨俗。記不得是當天還是前幾天了，我正進入臥室準備歇息，家人叩門說油漆匠要量度施工面積──我們因為趕著遷入，所以內墻還沒有粉飾好。我打開房門一看，來人並不是工匠打扮，說的一口不純正的國語，不過他自稱是“油漆店東主”，我就讓他進入我的臥室。他量度了好一會，還要我帶他進入樓裏的每一個房間去。我回答他這是午睡時間，不能把一家人都吵醒，而且量度了一間就可以以此為例，推算其餘，再從外墻量度，計算一下就行了。我堅決拒絕，他只好悻悻地走了。這人的舉動令我覺得突兀，不過過後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高：這人的真實身份後來是否查清？

　　答：沒有。不過我沒有讓他進入其餘的房間是對的。而且那天晚上幸虧25、27號兩邊中間相通的門關上了──平時經常開著，如果那夜也開著，他們只要往這邊看一眼，我們就完了！

　　高：我有一個疑問：那個可疑的“油漆店東主”進了你的臥房，你的臥房是在25號的三樓，那麼如果他是來偵查的特務，應該就知道了左右兩側25、27號都是汪氏的人在住。那麼為什麼後來刺客還是直奔27號那一側，對25號這一側完全不聞不問？

　　答：不知道，這確實很奇怪。

　　陳恭澍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曾派手下人蹂升屋頂，用所謂“倒捲珠帘式”的身手查看過目標人物居此無誤。我很懷疑這一說法，因為爸爸連寫文章都在自己臥室裏，晚上不可能在27號的三樓前房出現。

◆國事家事“沒有什麼不放心”

　　高：請再接著說那天晚上的情況：你們報警之後怎麼樣了？

　　答：警察和救傷車終於到了，我和媽媽（陳璧君）跟隨著救傷車把十一姑丈他們兩位和全部受傷的人送進河內的法國陸軍醫院。那所醫院的一切就在當時也顯得落後，人手缺乏，把情況最嚴重的十一姑丈送進手術室後，中了四槍的十一姑躺在擔架床就沒有人照料了，還是我們家人到處找來一張床單給她蓋上。

　　十一姑丈胸部腹部中了許多槍，必須馬上輸血，可是醫院卻沒有血液的貯備。戰事開始的時候，為了應變，我們都做過血型鑒定，現在用上了。十一姑丈和我都是B型，我立刻告訴醫生，醫生也來不及再作鑒定就動手從我身上抽血給十一姑丈。他用的是一具古舊的復式唧筒，把血從供血者身上抽出，同時輸進傷者的血管，可是這具唧筒毛病百出，兩面俱漏，弄得淋漓滿地。這時十一姑丈還輕輕地說：“阿傑，浪費你的血了。”

　　醫生為他動了手術，切除了一尺多長的小腸，洞穿太多，無法縫補了。十一姑丈這時想到向來由他經管的一切，掙扎著叫人把國琦叫來，吩咐了幾句，又叫人把支票簿拿來，要簽一張空白支票，以防萬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錢來。他人已經非常虛弱，簽了又簽，才選了一張筆跡沒有太走樣的。

　　十一姑身中四槍，一槍穿過右胸，擊碎一條筋骨然後從背後穿出；一槍穿過左膝蓋，從膝下穿出；一槍洞穿右腿；另一槍擦過右胸。

　　爸爸來了電話，堅持要來醫院看十一姑丈，這種時候，就連媽媽也無法阻止。但是特務可能就在住所門外，他們還會繼續下手，怎樣出入才避過兇徒的耳目？一時也想不出辦法，我與媽媽趕回寓所商量。一位在法國商店當經理的朋友阿蘭，聽說我們家出了事來探問，這時自告奮勇，提議由他駕他的車送爸爸到陸軍醫院，諒可避免特務的注意。於是我們上了他的車，爸爸在後座儘量伏低身體，我和妻子二人在兩側把他遮擋住，媽媽坐在前面司機旁座。打開大門車子一衝而出，雖然還是不少人探頭探腦，總算沒有人跟蹤。

　　到了醫院，十一姑丈的情形已經更困頓了。爸爸和他執手相看，記得十一姑丈說過一句：“國事有四哥（汪精衛），家事有十一妹（其妻方君璧），我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

　　我們催爸爸不宜多留，他也知道多留無益，於是仍照來時的辦法，由我夫婦兩人送他坐阿蘭的車回家，他一面拭著眼淚，一面為十一姑丈找出全套乾淨衣服讓我帶回醫院備用。

　　十一姑丈於21日下午4時逝世。我跟隨媽媽把噩耗透露給躺在另一病房的十一姑，十一姑含著淚說：“抗戰的可以死，致力和平的也可以死。我們要把個人的死亡，換取國家民族的生存！”

◆曾仲鳴是汪精衛左膀右臂

　　高：你稱曾仲鳴為“十一姑丈”，他稱汪精衛為“四哥”，他與汪家是什麼關係，請介紹一下他好嗎？

　　答：你上次曾經採訪我們的女兒何重光，寫了辛亥革命時期同盟會的女傑方君瑛，曾仲鳴正是方君瑛的四嫂曾醒的十弟，他的夫人方君璧又是方君瑛的十一妹。

　　汪家、曾家、方家彼此之間關係十分密切。在上個世紀初汪氏去日本留學時，最要好的幾個同志，就是方君瑛、曾醒這幾位。方君瑛和六弟方聲濤、七弟方聲洞（後在廣州起義中犧牲）、及八妹方君笄，姐弟相繼到日本留學，先後加入了同盟會，獻身反清革命。其四哥方聲濂的遺孀、他們叫“四嫂”的曾醒，也受方君瑛襄助到日本留學，也參加了同盟會。

　　曾仲鳴在辛亥革命時才15歲，辛亥革命後他是與汪精衛、方君瑛等同赴法國留學的八人之一，在那裏，汪精衛為了使他不致淡忘中國文化，曾經給他講授過文、史。汪精衛在曾遇刺身亡之後，哀憤交加，寫過一篇《曾仲鳴先生行狀》，其中敘述曾仲鳴在法國“初治化學，兼治文學，先後在法國波鐸大學獲化學士，在里昂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復在里昂中法大學任祕書長之職”。

　　高：我查到曾仲鳴的一些著述譯作，《中國與法國》、《法國文學論集》、《法國文學叢談》，翻譯《法國歌謠》、《法國短篇小說集》等。

　　答：1925年他與方君璧一起回國，一起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曾仲鳴被任為祕書。從此以後，曾仲鳴在國民黨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五大時當選連任。1931年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祕書長，鐵道部次長；1937年2月，就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副祕書長。

　　高：他是國民黨的重要骨幹，在汪精衛和平運動中的地位如何？

　　答：出力甚多。《曾仲鳴先生行狀》中，汪氏還說：“君生平文學著述甚多，而於政治則重實行，少言論，且以處機要之地，於中央決策之經過及其蹉跎變幻之所以然，了然於中。憂國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積誠已久，一旦決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然之毀譽，及其一身之生死禍福，固所不計也。嗚呼！是可謂仁且勇矣！”

　　曾仲鳴視汪、陳夫婦亦師亦友，稱汪氏為“四哥”；汪氏視他亦生亦友，稱他為“十一弟”。本是這麼一種關係，在這次事件中，他又是代己而殉，汪氏心情自是大悲大慟。

　　高：你們當時分析兇徒是什麼人、為何而來呢？

　　答：兇徒自然是蔣介石派來的特務。多人持槍前來，直奔三樓，開槍就射，射了就走──這就排除了所有其它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就是蔣介石派來特務，進行政治謀殺。

　　高：你們當時就作出了其意圖是暗殺汪精衛，曾仲鳴是被誤殺的判斷嗎？

　　答：是的，後來閱報知道，余鑒聲、陳邦國、張奉義等三名兇徒當時就被警察捕獲，化名楊衛河、張亞東和袁伯勛，自稱是小商人，激於愛國之心，憤而殺人。他們殺曾仲鳴並沒有什麼意義，目標應該就是汪精衛。

　　高：但是依據這一判斷，最大的蹊蹺就是：國民黨的第一號人物派出多名得力殺手前往別國，潛伏多日，要暗殺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這絕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任務，應該是志在必得。但是組織得一塌糊塗，破綻百出，行動的輕忽，與任務的重要，完全無法相對應。

　　蔣介石的意圖有多種可能，行動組負責人陳恭澍的回憶錄無法自圓其說，金雄白的書中對之提出三種解釋，或許，這就必須從更大的範圍來解謎了：如果放在當時的日本侵華日急、中國危機加深、中國最高決策層內戰與和之爭格外複雜和尖銳的大背景中，來衡量蔣介石派特務到河內刺殺汪精衛未遂，卻刺殺了曾仲鳴這件事，你們有什麼看法？

　　答：我們並不是從事歷史研究的，所以不好下結論。再抽時間跟你談談我們當時隨著汪氏夫婦離開重慶、經昆明來到河內的經歷吧。那就說來話長了。

　　（寫於2004年7月）

高伐林

【写在前面】本文是高伐林采访汪氏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后写成的。当汪氏在河内遇刺之时，他们两个就在父亲身边，所以对当时的情况知道得最为清楚。听他们的讲述，可以明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汪精衛於日本侵華期間發起“和平運動”、成立政府的悲劇性過程中，1939年3月21日的河內遇刺事件是相當關鍵的一環，雖然並不能說“一排槍，一灘血，一個政權”（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以此作為河內刺汪事件一節的標題），將汪精衛政權的成立歸結為河內行刺所導致，但是無疑這個事件具有深刻的背景，也產生了嚴重的後果。許多人認為，這個事件對於中日關係、對於蔣汪互動、對於中國的走向和汪氏的命運，都具有轉折點的意義，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這個事件乍看似乎清楚，細究又充滿謎團，65年來史家論者一直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為解開這一謎團，筆者於2004年春夏，對親歷此事的汪精衛的大女兒汪文惺、女婿何文傑多次進行了專題採訪。

　　關於河內刺汪事件的經過，這裏先簡略敘述如下：

　　1938年12月汪精衛等一行從國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慶出走，經昆明輾轉到越南河內。在時任日本首相的近衛文麿發佈第三次對華政策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條件之後，汪精衛於12月29日發出《致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在香港發表，響應近衛聲明，史稱“艷電”（當時電報為節省字數，用一個字代表日期，“艷”為29日），引起軒然大波。戴笠派部下陳恭澍率人到河內刺殺汪精衛。1939年3月21日凌晨，刺客從後墻爬入汪的寓所，衝上三樓，向事先偵查判定的三樓汪之臥室衝去，用斧頭劈開房門，向室內掃射，但是此屋居住的卻並非汪氏夫婦，而是汪的祕書曾仲鳴及其夫人方君璧。曾仲鳴身中多彈，次日死在醫院，方受了重傷，汪精衛則倖免。河內槍聲宣告了蔣、汪的徹底決裂，隨後汪精衛遠赴日本佔領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權。

　　汪精衛與陳璧君共生有六個子女，其中一個夭折，其餘為：長子汪文晉、次子汪文悌，長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於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直在印度尼西亞某地隱居當修女，不問世事）。汪文惺出生於1915年，與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文傑（又名何孟恆），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後移居美國，現在美國東部某地養老。在我們這裏討論的河內刺汪事件前後那段歲月中，他們剛剛成婚，與汪氏住在一起，親歷了那驚魂一夜，何文傑曾寫下一篇題為《兇殺》的詳細回憶錄。以下記敘他們關於當夜事件經過的回憶，文字上參照《兇殺》中有關段落。

　　採訪是在他們的女兒（即汪精衛的外孫女）何重光的寓所進行的，主要是由何文傑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補充。他們對若干人物例如汪精衛、曾仲鳴等人的稱呼，筆者整理記錄時頗感躊躇。兩位老人在接受採訪的談話中稱呼比較自由隨意，在《兇殺》回憶錄中則是以當年親屬關係相稱。筆者本想統一，以減少讀者閱讀時的障礙，但不論統一到哪一種，都覺得別扭，只好定出一個原則，分成兩類情況：當他們以當事人身份講述當時經歷時，以親屬關係相稱；其餘時候則直呼姓名。請讀者諒察。

◆三個版本的刺汪事件

　　高：我想請二位談談你們親歷的河內刺汪事件的經過。

　　答：為什麼你會對這個事件感興趣呢？

　　高：原因很多，下面我們將慢慢談到。首先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讀到多種回憶錄中對這個事件的描述，出入實在太大，由第三手、第四手資料演義的道聽途說，我們就不在這裏浪費時間了，這裏只說幾個應該比較暸解情況者的描述。

　　由戴笠派往河內的軍統行動組負責人陳恭澍，晚年寫了《河內汪案始末》，詳述了當晚經過：陳當夜開著一輛車守候在汪寓之外，令兩人在戶外掩護，四人進入宅內。“幾聲槍響，打破夜間的沉寂”，隨後“又傳來槍聲三響”，“兩次槍聲其間相隔不過四、五分鐘……我看看表，此刻已經過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時過九分了”。開槍的王魯翹匯報說：“眼看著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槍，兩條腿只顫動了幾下就不再動彈了，整個身子都蜷伏在床下。”──當然，他們以為的“汪某”，是曾仲鳴。

　　汪精衛和平運動骨幹、後來離他而去的陶希聖，其子陶恆生在《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書中盛贊陳恭澍《河內汪案始末》是“巨著”，“允為當代最權威的第一手史料。陳將軍受層峰之命為國鋤奸，從正義制裁叛逆的角度敘述事件經過，義正辭嚴”。奇怪的是，陶介紹這一事件，卻完全不引用陳恭澍“當代最權威的第一手史料”，只引用陳璧君的弟弟陳昌祖的回憶，陳昌祖當時並不在場，他的回憶，恰恰與陳恭澍大相徑庭。他寫的是：“大約凌晨2時，有三個人悄悄越過院墻”進樓往頂樓爬去，他們劈碎了門上一塊木板，“把自動槍從門洞伸進屋裏，猛烈掃射”。曾仲鳴“正無力地躺在床上”，“方君璧正坐在床邊”，“射擊持續了至少一分鐘”。汪精衛夫婦、女兒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傑在臥室內“聽到槍聲，都衝出房門”，“當他們來到通門時，射擊停止了”。

　　這兩個版本之間的差別之大，好像說的完全是兩回事。

　　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第十節“明辨順逆，河內鋤奸”中說的更是邪乎：汪寓“建築堅固壯觀，四周有高大圍墻，墻上安裝護絲網；門外有越南警察與便衣人員警戒，門內有汪的警衛人員隨侍護衛”。陳恭澍等人先設策誘開墻外警衛，五人翻墻破網，格殺汪的內院警衛，急向三樓衝破房門，“擊斃穿白襯衣的男士一人”。門外越警大吹警笛，院內警犬也衝破索鎖狂吠尋仇，他們緊急撤離……這份官方史料簡直像小說了。

　　還有，金雄白（筆名朱子家）1959年起在香港《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後來出了單行本。其中第一冊寫了這個事件，第五冊又重寫這個事件，說法前後抵牾，看來前面是聽傳聞的多，後面卻是從親歷者處得到了資料……

　　答：對，金雄白確實寫信來問過我們，我們對他介紹過一些當時的情況。

　　高：你們的舅舅陳昌祖的回憶也有失真？

　　答：他當時不在場，對於曾仲鳴、方君璧夫婦中槍的經過並不是非常清楚。

高：你們二位當時就住在三樓，刺客開槍時，與你們的岳父、岳母（汪氏夫婦）四人都藏在對面房間。你們還記得當時情況吧？

　　答：當時的情況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現在我們還記憶猶新。

◆驚魂一夜

　　當時我們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畫過示意圖，高朗街25號與27號，是連在一起、每層中間都有門相通的三層洋房。

　　高：你們當時住的三層洋房，是高朗街25號與27號，兩個門出入？

　　答：對。

　　高：這一點幾乎無人提起！絕大多數都只說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號”，除了金雄白──他的信息來源大概也是你這裏。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刺客確實是只衝進了高朗街27號，卻殺錯了人。河內行動組負責人陳恭澍的回憶錄中這麼寫：

　　“他（汪）的現址是高朗街二十七號。筆者親自去觀察過，而且有很多次，遺憾的就是只限於在外面觀察，卻沒有進去過。這是一幢西式洋房，樓高三層，一面單邊，一面連棟，正面臨街，後面是小院落，圍有矮墻，有後門，也有角門，如由後面進出，要經過兩道門。”
請注意這一段：“正門臨街，有大門，門卻不大，一天到晚都是關著的。筆者偕魯翹開車打門前來往過多次，卻很少看見有人進出。大門進身（原文如此——高註）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見窗戶，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許會看到屋裏的情景。”

　　他從正門前來往過多次，正面的結構卻是應該看得清的，他隻字沒有提正門是兩個門。

　　答：除了睡覺的時候返回各自臥室，平時我們多在25號飯廳前的一間客廳裏聚集，一般來訪的客人也在這裏見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後請到27號三樓（何文傑手稿中原為“二樓”。查何按照英式習慣，將一樓稱為“底層”，二樓稱作“一樓”，三樓稱作“二樓”。他的圖上也是這麼標注的。為與別的史料的說法相一致，避免讀者誤解，徵得何先生同意，這裏作了相應改動，下同──高註）前面的一個房間，那裏擺設著原擬用於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臥室，也可見客，是全屋最整齊的一角。十一姑（方君璧）剛自香港到來，十一姑丈（曾仲鳴）也就從旅館回來，住在這個房間裏。後面的一個臥室住了微姑（朱微，國民黨元老朱執信的女兒，汪精衛的親戚，“微”應為女旁——高註）和孟濟，孟濟是十一姑丈的長子，那時年紀只有九歲。

　　25號二樓的前房住了一共五個人：八舅父的三個孩子和兩個女傭。後房是汪屺和雷慶。後面的小臥室是陳國琦，前面的一間是陳常燾。

　　25號三樓的前房，是兩位老人家（汪氏夫婦），我們夫婦就住在他們隔壁的後房。

　　至於衛士、司機、廚師、侍應等就分住兩屋的一樓，車房旁邊的房間。

　　高：汪精衛與陳璧君夫婦，是一直住在25號三樓的這個房間嗎？我看到的各種資料上都說，他們原來住的是你所說的“最整齊”的27號三樓的那個房間，只是因為方君璧新來，臨時才讓給他們夫婦倆住，造成了誤殺。

　　答：不是這樣的。他們住在25號三樓前房，從來沒有移動過。他們根本沒有在27號三樓那間前房住過。

　　高：那麼曾仲鳴、方君璧住那間房之前，這間房沒有人住？

　　答：對，沒有人住，只用來見客而已。

　　高：汪氏夫婦住的房間與曾仲鳴夫婦住的房間一樣大小？

　　答：一樣大，25號與27號是完全對稱的。

　　高：那麼，特務們從外面監視，應該看得見這前面臨街的是一左一右兩間？有很多資料說特務們還租了街對面的樓房，從頂層用望遠鏡觀察監視，不過陳恭澍在回憶錄中卻否認了這一點，他說：“事實上，我們沒有在汪寓附近租賃什麼房屋，也不曾使用過望遠鏡。”

　　答：特務們從門前走，應該看得見前面臨街的房間格局。不過這棟洋樓的前面倒沒有樓房，相鄰樓房是在右側，如果他們是在那裏觀察，只能從側面看得見27號前面這間房。

　　高：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

　　答：3月20日晚上，大家照常飯後在客廳聊天，到了11點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寢。在我的記憶中好像只是剛剛閤眼，便給噼噼啪啪的聲音吵醒。年輕的時候，我是最渴睡的，連我都醒過來，可見聲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說，妻子早就睜著眼了。

　　“是什麼聲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對，農曆新年早就過去，而且這時候夜靜無人，這裏離開街市也很遠。我一邊想一邊翻身起床，走出房門口，這時爸爸（結婚後，我跟著妻子這樣稱呼）也正開門張望。他輕聲地問：“是什麼？”

　　“別是有什麼人來搗亂吧。”我已經開始感覺到有點不對勁，“快回到房間裏不要出來，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進了老人家的房間。

　　忙中鞋子沒有穿上，走起路來正好沒有一點聲音。我沿著樓梯往下走了幾步，噼啪的聲音又起，這時已經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槍聲，卻一時分辨不出是從哪裏傳來的。往下面一望，見到走廊的燈亮著，二樓後面兩屋相通的門口忽然伸過來一隻手，摸索到墻上的電燈開關就一下子把電燈全部熄滅了。我不覺一怔：這是什麼人的手？已經有人入屋了？馬上縮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間，把房門關緊，四個人背靠墻壁，坐在地下。這時別無辦法，這樣子已是比較上最安全的了。

　　這時候噼啪連聲，更夾雜著腳步聲，敲擊聲，感覺上好像有人從天窗上跳下來似的。我們噤聲不響，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張望，看見對面十字路口的街燈底下有一個人正向我們這邊跑過來，我立刻閃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見。同時輕聲囑咐大家千萬不要作聲，不要走動。

　　過了一會兒，再沒有動靜。我把妻子和兩位老人家穩住在房間裏，再走到外面探視。很明顯的，事情發生在27號，我徑直推門走過去查看，迎面碰到微姑腰部以下染滿了血跡，不住地發抖。我問她傷在哪裏，她卻連連擺手，說受傷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進去，借著床腳地上放著的一盞燈的微光（臥室裏留著一盞燈是十一姑丈一向的習慣），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著的地方，一伸手就觸摸到地上一灘厚厚的、滑膩的鮮血，同時聽到十一姑丈堅忍的呻吟聲。我不再遲疑，立刻催促微姑打電話召救護車，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沒有一樣辦得通。電話裝在25號二樓衣帽間外面的墻上，我就把她連拖帶抱地送到那裏，好不容易才接通了電話。

　　這時候27號也有人用法語呼救，那是汪屺的聲音。接著國琦兄用手帕紮著左腿過來，他雖然受了傷，還能夠掙扎著走動。他說受傷的還有廚師何就，衛士戴芸生和陳國星，而情況最嚴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

　　我們是後來才談起各人的遭遇，綜合出一個事情的輪廓的。估計兇徒約三、四人，從27號後園越墻進入，衛士戴芸生聞聲出視，就遭受槍擊，彈中手臂；陳國星伏身汽車後面，也被掃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濺傷了他的胸部。兇徒從底層的樓梯上二樓，國琦已經聽到聲音走出房門，正伸手把電燈熄滅，就被兇徒的手電筒照射到，跟著就是一排槍。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間。兇徒繼續登上三樓，那時十一姑丈和微姑同時從前後兩房間出視，見到兇徒已經迫近，只得一起退進前面十一姑丈的房間。剛剛把房門鎖上，兇徒即已趕到，用利斧把房門劈開了一個洞，伸手進去放槍。這時朱微剛好踡縮在門側的一個死角，避過了槍擊，所有的槍彈不幸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事後兇徒們仍循原路退走。因為我們實實在在手無寸鐵，所以他們來去之間絕未受到阻擋。他們離開的時候還留下膠鞋手套，和兩排全未用過的子彈。

　　高：汪氏有衛士，難道沒有自衛武器？

　　答：沒有。當時法國殖民當局說，安南地方除了法國人，誰都不可能有槍，所以我們的衛士也不必領取自衛的槍。

高伐林

关於1939年3月21日凌晨蒋介石派特务到河内刺杀汪精卫这一事件中的疑点，将前人已经指出的，和我听了汪氏女儿女婿汪文惺、何文杰两位老人的介绍新增的罗列一下，可真不少： 

陈恭澍在戴笠手下地位不低，当时正担任军统局的天津站站长，承担过不少重要使命。戴笠十万火急地将他调来，亲自带著他到河内交代任务，其他王鲁翘等人，据称也都是从各地调来的精干人马。戴笠煞有介事地叮咛陈：“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然而，陈恭澍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虽奉命监视汪某的行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件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哪裏，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如果不是笔者道出，谁会相信！”

从他们的队伍组成看，这麼机密重大的任务，这个班子完全是临时凑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以前从来没有配合过，无法默契。他们在河内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两眼一抹黑——戴笠后来派来曹师昂，倒是有个法籍太太，但这对夫妇约见陈恭澍，似乎只是为了带给他两支手枪和子弹而已！戴笠交代陈单线与一位“特殊人物”联系，“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咨请办理”。陈确实仰仗於他，被动地听由他居间打听和安排，在那段日子却一直摸不清他的底细。 

从他们的装备看，这麼机密重大的任务，特务们的配备，虽然一方面“由各路运来大批枪械弹药”，似乎十分重视；但另一方面，只临时买下一辆半旧的两门福特小车作代步工具，侦查器械上更是“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门前不便停留，所以无法近观，又不准备望远镜，从而也无法远望。正因为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了汪宅，却一直弄不清裏面除了汪、陈夫妇，究竟住了什麼人，住了多少人，谁主谁宾，几男几女，什麼起居规律、进出惯例……

从他们的工作态度看，这麼机密重大的任务，从陈恭澍到小喽罗，吊儿郎当，敷衍了事。陈自称他在门前来去多次，对汪氏一家住的是25与27号两侧却一无所知，导致最后大摆乌龙；陈恭澍说只放了两次枪，后一次才三响（即王鲁翘射床下之人三枪）；但何文杰、汪文惺听到的则是“噼啪连声”，送到医院去的曾仲鸣身上中弹无数，方君璧身中四枪，特务也说不清怎麼回事。 

尤其是有两个人让人疑窦丛生。一个是行动组成员的唐英杰，陈恭澍明明深知前此他被派到天津时就“不但没有什麼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却将攸关成败的关键任务——侦查——交给他，只安排他一人两次秘密登上屋顶去查看室内。此人对陈汇报时一口咬定：“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夜裏开著灯的还是（27号）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汪精卫）就住在三楼。”这就最后钉死了行动组的错误指向。 

还不仅如此。这个唐英杰，在戴笠於3月19日凌晨下达了“制裁令”之后，陈恭澍要布置任务，到处找不著他，“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这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他究竟去哪儿了？ 

还有一个名叫魏春风的，可算行动组的“编外成员”，也是神出鬼没。说起来是陈恭澍他们通过那个“特殊人物”徐先生转弯抹角认识的，但是魏在这麼短时间内以其“鬼灵精”，“成为我们在河内的方向盘、地理图般不可或缺的引导者”，难得的是，他既处处为行动组效力，又极为知趣，有求必应，“无求不问”；他那个“风致嫣然”的女友也帮忙极多，女友又有一个叔伯哥哥在警察局当密探，巧更巧在此人就被派在汪寓附近一带巡逻、守护。陈恭澍3月20日晚率部行动前往汪宅，遇到两个越南便衣警察，进退两难之际，魏春风像从天上掉下来，立即用钱收买了警察。陈恭澍写道：“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怎麼说也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还有关键的一件事：据陈恭澍说，戴笠自从元月份将他带到河内时呆了两天，后来再也没有来过，只靠电报发令遥控。但是别的资料上提到戴笠后来不仅来过，还不只一次。陈自己在回忆录上也不得不举出曹师昂说的两件“有凭有据”的实例，承认不敢说戴笠肯定没有再来。但是戴笠来了河内，却不召见负责监视汪氏、随时准备动手的陈恭澍，似乎全然顾不上奉最高统帅之命除掉汪精卫之事——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陈恭澍将这麼一件重要任务办砸了锅，奉调回重庆时，他声称是已经作好“调回去交付军法审判”思想准备的。此前他对跟丢了盯梢对象，都说过所受处分可能是“立即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现在比那该严重多了吧？然而，事实上他这麼大的失误却一风吹了，照样受到军统的信任重用。何以蒋氏、戴氏如此赏罚不明？

　　——要不，其实他们正是“赏罚分明”？

　　（写於2004年7月）

估计这位作者是台湾的记者，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应该与我们的也有区别吧。